剛閉幕的第六十一屆康城影展，法國電影相隔近二十年再奪金棕櫚獎最佳電影，得獎電影是一部描述學校生活的《The Class》，頒獎禮上導演Laurent Cantet帶領一眾學生演員上台，把影展頒獎台變成學校禮堂般，蔚為奇觀。

康城作為世界三大影展之一，有著非凡的魅力，吸引世界各地電影人和明星雲集，就連對國際影壇一向頗為冷淡的香港電影公司和傳媒，近年都親到康城襯熱鬧，這當然與香港影業為了開拓歐美市場，到各地影展進行展銷和集資有關。

過往香港電影公司對於參與影展的興趣不大，曾經有導演的作品獲外國影展邀請參展，可是卻受到電影公司的發行及宣傳部以經費不足，消極回應，導演只好自費攜片參展，可見其時電影公司認為影片到影展參展對開拓當地市場沒有太大幫助，反而認為影片在影展放映過後，當地對影片有興趣的觀眾都已在影展看過，甚至會影響影片在當地的票房。

這種心態亦曾普遍存在於香港電影發行商，過往香港國際電影節有意邀某部影片參展，原來影片已被香港的發行商購得本地發行權，而發行商認為影片在電影節放映後，可能會影響其後公映時的票房收入，而拒絕借出影片，令其時電影節的節目策劃們感到無奈。

這情況到了近年略為改善，這亦與香港國際電影節因公司化後，把電影節由前市政局轄下的「觀賞性」電影節，變成每年一度的影壇盛事，星光熠熠，吸引不少電影人和電影公司熱切參與，加上近年影業陷於低潮期，各電影公司面對市場萎縮的現實，覺得影片在電影節曝光有助影片的宣傳和吸引海外發行商的青睞，較以往積極參展。

雖然形勢上的轉變，令電影節表面上搞得有聲有色，更受到外地傳媒及片商的讚許，可是自公司化後，電影節面對受資助的經費有限，在尋求贊助方面出盡法寶，但本地商家對贊助文化活動並不如外地般熱切，加上香港的經濟環境以金融服務業和地產業為主導，這兩個產業對贊助電影文化活動的興趣不大，對他們的產業沒有任何實質的關連，在推廣宣傳方面亦沒有什麼強大的幫助。因此電影節在公司化後面對從前受制於政府部門的架構下，難以發展，到遇上另一層次的新問題。

曾有不少關心電影節的影評人和文化人都對電影節的轉變提出過不少意見，有曾經擔任過電影節節目策劃，當年為電影節力爭公司化的人士表示，電影節公司化遲了十年時間，令電影節不能在香港影業仍未陷入低潮時進行改革，現時電影節面對經費和資源上的不足，應該考慮回到政府轄下會比較理想，返回當年的「觀賞性」電影節，不用面對為了適應商業環境而令電影節逐步變得「更商業化」。

在此筆者同意電影節公司化的確遲了十年，令當年力爭公司化，為電影節設定了如何發展藍圖的「圈內人」 (電影節成員們) 和「圈外人」 (影評人和相關人士) 仍然「停留」在其時對電影節發展的願景中，經濟環境和業界，以至政府管治的態度，都隨著大環境的轉變，而出現不同的變動，加上周邊地區，包括韓國、泰國及內地的急速發展，在電影、電視、動漫產業，以至電影節都使已屆三十二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面對完全不同的挑戰和競爭。

香港一直以來都缺乏文化和創意產業的管理人才，電影節公司化其實應該將之視為文化產業來對待，產業必須面對商業營運的問題，香港國際電影節如果要向著國際級影壇盛事的電影節發展的話，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有限公司的董事局和行政總裁都要明白，要視電影節為文化產業，如何在資助中發展成具營運能力的產業。

以香港的實際環境要依靠商業和業界贊助的話，實在難以生存，商業環境如前所述，香港缺乏製造業，如韓國的釜山國際電影節便得到影音產品製造商的贊助，因電影節的軟件文化活動對其硬件企業有著直接的推廣作用；此外，業界面對市場萎縮，可謂自顧不暇，那有「餘力」贊助電影節活動呢？假若電影節向著這個方向發展的話，便需要訓練具有文化和創意產業營運能力的人才，有效地把電影節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營運能力的電影節產業。

電影節便需要政府加大資助，在放映場地、各項活動、購票系統，以及開拓市場等方面，將之發展成具規模的國際電影節，並不是現時以過往「觀賞性」電影節的預算來定出資助金額，令電影節變得「兩頭不到岸」；而這又是否跟社會大眾、業界、文化界及當局的意願一致呢？這需要大家深思。在此筆者「申報利益」，曾為剛過去的電影節出版的《焦點人物：曾志偉》》特刊撰文及出席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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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於2008年至2010年期間在《信報》撰寫《影業刺針》專欄，關於電影、電視及娛樂工業的評論。 此文原於2008/05/30刊出，現經作者編訂於2018/04/10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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