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選舉剛過去，新一屆的立法會議員有了一少新面孔，但在功能組別代表電影界的仍是上屆的霍震霆，他在國家和香港體育事業上貢獻良多，有目共睹，可是他對影視、文化和出版事務的關注，便略為令業界感到有點失望，今屆他以沒有對手競爭下，自動當選，可見其他從政人士都覺得在這一組別難有人與他作出競爭，加上有志從政的人士都挑戰地區直選議席，令這一功能組別的一席沒人問津。

有趣的是業界中人，都對競選立法會議員的意欲不高，反而當中有幾位卻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務，或以業內組織的身份為業界向政治爭取資源和促進影業發展發揮功能。

其實，業界關心香港政治發展的人士，並非少數，當業界出現特殊狀況時，有不少人都會站出來發起遊行，以及用不同的形式向政府申訴，如反電影黑勢力、打擊翻版問題等，記得有年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業界邀請前特首董建華出席，多名電影人在台上向董特首「告御狀」，訴說翻版打擊影業的問題嚴重，其後業界和海關合力打擊翻版，令香港的翻版情況有所改善。在業界中，具有影響力的業界人士都十分低調，他們會以不同的溝道和形式向中央和特區政府提出訴求，相對於從競選進入立法會代表業界爭取權益，他們覺得前者比後者來得更有功效，這種情況跟商家的情況十分相近；加上要在現時業界中，找一位能代表他們的人士進入立法會，也實在不容易。在電影中，陳可辛和趙良駿在《金雞2》中，開玩笑地找劉德華飾演未來特首，某程度上是滿足了不少業界人士和觀眾的渴望，但如劉德華這類超級偶像巨星真的出來從政，參與競選立法會議員的話，又是另一回事，市民未必會因為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而投他一票，加上以今屆立法會競選為例，立法會地區直選跟地區工作掛勾，政治評論員所謂的「區議會化」，再不是以明星效應和知名度便能當選。政協汪明荃曾經在訪問中，提過個別人士從政缺乏資源，很難應付大量的議案和資料研究的工作，這亦是多年來業界沒興趣從政的原因，加上近年業界陷入低潮時期，電影人為了生存已無暇顧及其他工作，就算是關乎他們切身利益的影業發展，包括電影發展局的諮詢工作，參與投入的人士也很十分有限。還有現時業界可謂群龍無首，以往邵逸夫和鄒文懷都相繼淡出影業，能夠統領業界的電影大亨，只有寰亞的林建岳可望成為新的統領，但以現時寰亞的影片產量和種類來看，仍未具有領導業界跟內地和外地市場進行討價還價的能力，而最重要的是林建岳是否有心領導業界，全情投入。

此外，香港電影人為求出路，在內地與香港兩地穿梭的情況，十分普遍，有不少已長駐內地電影重地北京、上海和廣州等，香港與內地業界的關係已經密不可分，除了個別電影人和電影公司放棄內地市場，專心於本地和其他地區，包括東南亞、台灣等，亦有部分具國際知名度如杜琪峯，一心開拓歐美市場；以及另類導演，如鄭保瑞跟日本電影公司合作開拍cult味十足的作品。在這種內地和香港電影「命運共同體」的大氣候之下，業界人士明白特區政府可以為他們爭取的權益和資源十分有限，內地影業的市場化改革、院線發行規範化和電影檢查制度等都關乎中央政策的主導方向，執行上亦由有關內地政府部門和各省市地方政府部門負責，特區政府可以參與和提出合作的範圍不多，CEPA的落實已經是特區政府作出最大的努力和貢獻。

今年香港電影面對內地收緊審批的特殊情況，製作數量急跌，到九月份為止，今年上映的香港電影和合拍片也不過是二十多部，加上最後一季可以預見的電影，看來會在三十部左右，是香港電影近二十年來年產數字的一個紀錄。不少電影人寄望北京奧運後，電影局會較為放寬審批的進度，但這已是明年的事情，以現時的情況，多部已完成的電影仍然未通過審批，電影公司只好擱置上映計劃，繼續等待。至於，近期有幾部為本地市場而開拍的電影，票房數字未有突破，能過千萬票房的只有葉念琛的《我的最愛》，但他的新作《親愛的》卻票房慘敗，截止九月七日，上映十一日票房為一百五十多萬；而前時上映陳慶嘉監製、導演的《內衣少女》，十七日也只收八百多萬。這類中小型製作沒有了內地市場的有限「補貼」，經營上實在很不化算，令香港電影陷入進退維谷。至於，電影發展局在資助和推廣香港電影的工作，據知仍然進行之中，成效未必能在短期內可以看到，如果面對內地市場難以預測的狀態，反而應為本地市場進去一次廣泛而深入的市場調查研究，增加市場狀態的科學化數據，供業界參考之用。回看今屆立法會，雖然功能組別缺乏關注影業的議員，但地區直選中社民連的黃毓民卻曾參與過電影製作，又是中國星向華強的好朋友，對影業有一定認識，可是他的激進風格，未必能跟業界達成某程度的共識，跟政府提出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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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於2008年至2010年期間在《信報》撰寫《影業刺針》專欄，關於電影、電視及娛樂工業的評論。此文原於2008/9/12刊出，現經作者編訂於2018/11/20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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