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年，美國總統選舉創造了歷史，選出了首位非洲裔黑人總統奧巴馬，為這個多種族組成的國家體驗其平等自由的精神，其實非洲、拉丁裔和亞洲裔的面孔早已在荷里活電影中湧現，白人明星壟斷的局面早已不復存在，只要受到觀眾的擁戴便能擠身巨星的行例，市場決定了不同膚色明星的身價；其實過去荷里活電影中出現黑人演員扮美國總統的角色時有出現，為這則美國傳奇作出預告。其實在香港也曾出現過來自各地的演員成為巨星的情況，回顧好些香港電影的明星，有不少都並非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早期來自台灣及東南亞的歌手和演員，及後一群在外地長大的華裔演員及來自歐美的白人演員，到近年的內地演員，都曾為香港電影作出貢獻，受到觀眾的歡迎。部分演員更落籍香港，跟香港結下不解之緣，變成香港的明星，從此可以顯示香港觀眾和業界的包容量，只要有能力和受歡迎，不管是來自哪個地區，在香港都有發揮的機會，令這個國際城市的魅力，從電影中體驗出來。

其實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由上世紀初開始，各地受戰亂和政治局勢的影響，不少人移民到香港落地生根，香港電影發展初期，是由內地來港的電影人開始建立，除了人才，資金和發行則跟東南亞甚有淵源，特別是內地因政局變化，香港電影不能進入內地市場後，東南亞便成為香港電影發行的重要陣地，加上東南亞因政治局勢的影響，當地富裕的華商受到某程度上的歧視和排斥，開始把資金和生意向「偏安」的香港轉移，其中電影業亦成為其中受惠的行業，加上東南亞地區擁有為數不少的華人觀眾，香港電影便由東南亞開始伸展其勢力，這要多得邵逸夫的邵氏兄弟和陸運濤的國泰和電懋等公司的開拓和發展，鞏固香港電影本地和東南亞的市場，及後向台灣和韓國進發。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新藝城更成功進軍台灣市場，由早期交片予當地發行商到跟他們合作，宣傳人員和明星到當地作巡迴宣傳，把香港的宣傳方式在台灣發揚光大，造成日後的強勢；加上其時台灣電影正陷入衰退中，這都造就了香港電影的機遇。同時間香港和台灣電影的交往和互動亦相當頻繁，香港電影到台灣取景拍攝，多位台灣紅星不斷來港發展，包括林青霞、秦漢、秦祥林、王祖賢等，部分香港導演亦到台灣發展，包括早期的李瀚祥和胡金銓，以及後來的吳宇森和麥大傑等。

自內地改革開放，合拍片成為香港電影另一股熱潮，李瀚祥的《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為合拍片大開序幕，內地影業的市場化發展跟香港電影可謂息息相關，最近電影局副局長張宏森來港，也表示香港電影對內地影業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在人才、製作和發行模式等方面，都促進了內地影業市場化的發展。內地自第五代導演開始，陳凱歌的《黃土地》、張藝謀的《紅高樑》、田壯壯的《盜馬賊》等都是通過香港國際電影節向世界展示，近年揚威海外的賈樟柯亦是通過香港這個窗口進軍各地影展。至於，內地演員因合拍片的規定，初期他們只擔當閒角，到後來成為電影的重要卡士演員，香港觀眾亦對他們逐漸受落，成為香港電影的巨星；近年內地導演開始執導合拍片，與香港演員和製作人員合作，再加上近年冒起的台灣紅星，令所謂「兩岸三地」的大中華融合逐漸成形。

記得大中華這個概念是來自科網熱潮時期，把各地華人市場通過網絡連繫起來，形成一個龐大的市場，為無邊界的網絡發展提供空間。三地的電影發展各異，其中香港電影由盛世轉成衰退，在商業和類型電影製作及發行上，仍具有一定水平，加上香港奉行自由貿易政策，商業運作上可謂完全與國際接軌，又是國際知名的金融中心，經歷過多次國際及地區性金融危機。

正如前述，香港是兩岸三地中對非本地的人和物最具有包容量的地方，這跟香港由上世紀初成為華人社會對外的一個門戶，因殖民地的背景一直以來都是內地和其他地區人民「偏安」之地，自六十年代經濟發展開始，香港人講求實際、靈活變通、守法安業的性格逐漸成形，加上多次的移民潮，香港社會對外地來港謀生的移民習以為常，只要他們能適應香港社會的生活方式，以勞力和才智換取安定的生活，他們和其下一代都成為香港社會的一分子，包容共存。香港人並不信奉什麼「偉大」的道理和精神，只追求實際和合理的回報，當他們感到合理的利益受損時，便會發揮其社會公義的本色，對惡勢力、不合理的政策和失誤，提出抗議。這種講求實際的「香港精神」，有助於市場經濟的發展，同時消磨了各類族群的生活方式，宗教和政治的衝突，大家都只向著安定生活和追尋財富的目標進發，信奉「有錢大家搵」的態度，積極地開拓和鑽營「搵錢之路」，香港電影正好反映了香港社會這一特質，破解了各地社會的文化差異，達到華人和周邊地區的無障礙娛樂產品。

至於荷里活電影所展示的美國精神和生活方式，在充滿娛樂元素和高質素製作之下，加上自二次大戰後，美國的強大和富裕，成為西方社會及其他地區追求的目標，美國精神亦隨著其國力的伸長和電影的普及，逐漸成為普世價值，荷里活電影通過其不斷開拓的發行網絡，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娛樂產品。跟香港電影不同之處是荷里活有著美國精神的背景，對工業的長遠發展和願景都有較深厚的文化基礎，而香港電影正好因為其文化基礎較為薄弱，令電影人能夠發揮天馬行空的創意，翻轉傳統和外來文化，達到「娛樂性豐富」的目的，同時對長遠發展和願景可謂完全欠奉，只看當下的成果和眼前的利益。隨著時代的轉變，香港電影無可避免地要完善缺乏規範化的經營模式，市場的推動令電影人有所改變，在懷緬過去光輝歲月和面對當前及未來的困局間，出現某程度上的失衡，正面一點去看這可能是業產轉型的適應期震盪。

台灣電影經歷近二十多年的衰退，近年從音樂和電視劇培育了新一批的年輕演員和製作人才，逐漸走出困局，最近的《海角七號》取得佳績，為台灣新一代電影注入強心針；內地電影在市場化改革中，仍存在不少問題需要克服，以現時狀態來看，內地電影在商業和類型電影的發展上，仍未培養足夠的人才，能具有市場觸覺的導演和編劇並不多，發行制度仍處於萌芽期的狀態，這兩方面香港電影都有較完善的系統和制度可供參考和發揮所長。

香港獨特的社會發展，令這個彈丸之地是兩岸三地最具有包容量的地方，雖然自八十年代開始香港電影仍以廣東話為主，內地和台灣的普通話和國語比較相通，可是從近日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到台灣舉行兩會會談，台灣綠營人士號召民眾的抗議場面，可見台灣社會的族群矛盾仍然嚴重，包容量十分有限。香港電影應保持這種獨有的包容量，發揚光大，繼續發揮香港電影的靈活變通和隨市場變化進行調整，為「兩岸三地」的電影融合作出貢獻。

#####

作者於2008年至2010年期間在《信報》撰寫《影業刺針》專欄，關於電影、電視及娛樂工業的評論。此文原於2008/11/14刊出，現經作者修訂重刊，現經作者編訂於2019/02/19重刊。

[ #電影 #影業刺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