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早前在鳳凰衛視他的個人節目裡多次說，他與當年下令查禁他百多本書的台灣警備司令部退休官員交了朋友。一笑岷恩仇，原來不單在今天發生，而且不是偶然事件，想不到的是，受害人不記加害人舊仇的事例，竟也會在德國電影《The Live of Others》裡出現。

德國自分裂為東西德之後，東德人民一直在極權統治下生活，每日過得心驚膽跳。柏林圍牆在1989年11月倒下，過了十八年後到今天，兩過天晴，當年東德秘密警察橫施暴行這筆賬，今天要清算了，然而如何算呢？

電影《The Live of Others》是核算該盤賬的其中一個行動，然而它的態度是教訓記住、追究拖住。德國人今天這個想法可以作為我們中國人清算文革那盤賬的參考。影片中，受政治迫害而令老婆自殺的文化人饒恕了秘密警察，大量得似乎過份，然而仔細一想，這會否可能是他解放自己、從精神困局中走出來的一種方法？

這片主題是寫上世紀80年代東德極權專制社會黑暗時期，秘密警察（Stasi國家情報局）治國，有良心的文化人慘受折磨。那本來是沉重得叫人喘不過氣的內容，然而編導卻在該個背景下穿插夫妻在逆境中相愛、友朋相互支持的感人場面。更難得的是，作惡的人手段奸猾惡毒之餘，也有人性一面，他電召妓女到家，事後女郎離開，他沒有運用特權而願意依照她的時間表來定下個約會。編導以陰險的秘密警察作主角，（本片在香港上映時戲名改為《竊聽者》，可能不是巧合），目的明顯是要觀眾思考：極權專制社會黑暗時代秘密警察這種人也會是悲劇人物。飾演竊聽者的演員是德國影帝Ulrich Muehe，他憑該角色在去年《歐洲電影獎》和其他國際電影獎中獲得多個最佳男主角獎。現世情況是受害人的故事已有拍過，所以從加害人的角度來寫黑暗時期，不單會有新鮮感，而且會寫多一面，更接近真相，畢竟秘密警察也是聽令於上司、受國家領導人所困。

主題沉重的題材雖說較易拍成感人的電影，然而編導總要拿捏得好才成，總不能像中國那些描寫文革電影《血總是熱的》那樣，熱情有餘、深度不足。

《The Live of Others》由頭到尾都很冷靜，一步一步開展簡單的劇情，然而由於人物描寫深刻，特別是疲勞審訊的過程和箇中道理有所交待，於是很容易便叫世界各地觀眾明白秘密警察治國時東德老百姓平日生活的苦況。

這不是部驚天動地關乎國家領袖的政治電影，它只不過是寫一位劇作家的悲慘遭遇，然而知微見著，觀眾可舉一反三。文化人的悲劇是老百姓悲劇的縮影，他的故事具備戲劇性，拍成電影較易觸動人心。

德國電影少有一部得到美國公司發行至世界各地去，這部在德國和歐洲獲得很多獎項的電影，在香港也有一個多月的影期，說明它具備受觀眾欣賞的元素。畢竟極權專制社會黑暗時代秘密警察這種人，在今天世界各地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存在，認識一下這些人似有必要，所以不要以為這部電影講30年前的德國便與我們無關，其實今天世界各地各個權力機關詢問證人、取口供的方法，都是師法極權專制社會黑暗時代的秘密警察。看這部電影獲得這方面的知識，是額外收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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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發表於各大報刊雜誌的文字，現經由作者整理重刊，公開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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